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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未来汽车”亟需重整产业链:本土零部件企业拒绝技术空心化

发表时间:2017/6/14 14:09:03

  “汽车强国的标志是什么?就是由本土企业主导,拥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,具备完整的产业链,掌控核心技术,在世界范围内获取一定的市场份额。”

  6月2日,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,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,在巨大且渐趋无边界的汽车产业之中,零部件企业更加需要分得清“我是谁,我在哪”。

  赵福全很早就将目光瞄准汽车零部件企业,今年4月,他深度访谈了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曹德旺、山东玲珑轮胎董事长兼总裁王锋、航盛电子股份总裁兼CEO杨洪、盛瑞传动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祥伍、精进电动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余平等本土零部件企业的领军人物。

  这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,汽车产业边界正在模糊,零部件企业也正在纷纷转型。赵福全认为,能够为汽车提供具有独立功能的一部分技术(包括软件和硬件)的企业,都是供应商,这是一个涵盖更广的定义。

  所以,新时期零部件供应商所担负的使命和责任更加重大了,赵福全为此呼吁行业全力支持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,并希望国家资源向这方面倾斜。

 除了顶层设计,零部件还要“借船出海”

  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(下称《21世纪》):此前,您访谈了一些零部件企业的大咖,您觉得中国零部件水平如何,我国零部件空心化理论是否成立?

  赵福全:中国零部件总体实力不强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国几万家零部件企业占据的主要还是中低端市场,高端、核心的零部件,供货率不超过10%。当然,我国也有一些较强的零部件企业,但总体上较之整车处于更弱势的地位。这里面既有产业政策的原因,也有本土整车厂不强的因素,还是部分零部件企业自身努力程度不够、投机心理较强造成的。

  本土整车厂通常更青睐使用外资零部件,给本土零部件的机会比较少。其实,很多本土零部件企业也没那么差。特别是当前技术更新很快,要求整车厂必须快速响应市场变化,这方面本土零部件企业是有一定优势的,希望整车厂多给本土零部件一些机会。

  《21世纪》:怎样才能有利于我国本土零部件企业的发展?电动化趋势下,您认为下一步应如何更好地解决零部件空心化问题?

  赵福全:汽车零部件是一个全方位、立体式的产业,既需要国家的“顶层设计”,也需要企业扎扎实实进行技术创新,加强管理,塑造品牌,培养人才,更需要企业家找准一个领域,秉承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坚持努力,最终才能掌控核心技术,把产品做精、做好、做专、做到物美价廉。

  由于产业的系统性,零部件企业需要政府的支持,也需要有整车厂作为合作伙伴的支撑,而且零部件本身也分一级、二级、三级供应商,还需要其下游企业的支持。可以说,环环相扣,缺一不可。实际上制造强国无不是汽车强国,而汽车强国也无不具有强大的零部件产业,零部件企业关乎整个产业链条,国家理应给予人才、资金、市场和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。

  汽车产业是有机的整体,只靠整车或者只靠零部件,都很难让中国汽车产业成功“走出去”,整车和零部件必须密切协同、共同征战海外,这就需要建立“整零战略互信”。其实本土零部件产品进步很快,我们有时候是由于惯性思维放大了一些问题,同时消费者也有一些品牌上的偏见,好在这种偏见正在逐步消除。所谓“牵一发动全身”,零部件环节做不好是不行的。

  《21世纪》:我国零部件企业从本土走向国际,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机遇?

  赵福全:我的想法是,一是鼓励;二是建议他们谨慎;三是希望他们优先做好本土市场。企业“走出去”是大方向,值得鼓励。但是,要想成功首先要有真本事,其次要有长远的眼光,最后要有整车合作伙伴的支持,因此需要谨慎。实际上中国本土坐拥2800万辆的市场,有实力的本土企业理应占领本土市场,否则如果“东方不亮”,却一定寄希望于“西方亮”,我认为恐怕只是一种投机。

  中国很多企业尝试走出去,只是想要试试水,我认为这种试水没有意义,简单试水、投入不够难以取得效果;而准备不足,盲目投入只会伤筋动骨。对于企业家来讲,要有战略眼光,要有家国情怀,更要有矢志不渝、坚持到底的精神,咬住青山不放松,最后一定会迎来春天,形成走出去的实力。

  政府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

  《21世纪》:您曾经提出产业无边界,所以在政治层面,还得要支持本土企业?您觉得政府的力量应该如何释放?

  赵福全:我认为,产业渐趋无边界的时候,企业更要明白经营有边界。同时,当汽车进入万物相连的时代,政府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,比如我们现在要做自动驾驶,要建基础设施,要搭建收集和处理大数据的平台,要出台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,这些都非常重要,而且都需要国家的力量来推动。

  《21世纪》:在新能源领域,我们未来会不会掌握核心技术,或者具有超过日韩企业的可能性?

  赵福全:首先,汽车电气化是大方向,而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。我认为中国的电池企业必须掌握核心技术,形成强大实力,这是国家的战略需求。我国汽车工业真正发展才30年,欧美已经发展了130年,100年的差距是不容易很快弥补的。但是新能源领域则没有那么大的差距。如果说传统整车产业不强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发动机、变速箱等核心零部件的落后。那么,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时候,我们必须吸取教训,既大力扶持整车企业,更支持核心零部件企业发展。

  《21世纪》:您觉得新能源时代来临的时候,核心零部件和技术到底是什么?

  赵福全:新能源时代的核心技术是有争议的。电池、电机、电控这三电肯定是核心技术,问题在于这些技术是应该零部件企业来做,还是整车厂来做?这需要系统的梳理,国家也一定要心中有数。

  《21世纪》:所以在新能源核心技术领域,到底选择哪种路径比较合适?

  赵福全:实际上,我们需要根据企业情况来进行判断。汽车产业越来越大,任何企业也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。如果一家整车企业没有精力和资本去投电池,那就依靠外部供应。如果企业有实力,就应该早点投电池成组。因为电池在整车上的最终性能是通过成组的电池包来决定的,包括车身结构、BMS与整车策略、热管理、安全性能等都与电池成组密切相关。

  但过分关注电池、电机、电控,也有可能会忽略其他一些重要问题。企业既要做好传统,也要布局未来。像电动车,即使把三电问题都解决了,如果传统技术,像车身、底盘、制动、转向等等,没有突破,最终产品也没有竞争力。此外,还需要考虑充电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匹配和支持。

 进入物联网时代,汽车是最高境界

  《21世纪》:您觉得接下来我们智能网联怎么发展?

  赵福全:网联时代产业的边界就越来越模糊了。智能网联的最终目的一定不是简单的自动驾驶,智能网联和自动驾驶不能混为一谈,自动驾驶只是智能的一种体现,还有很多其他的诉求需要实现。

  真正的智能汽车将变成人类的伙伴,而这个时候整个汽车产业就变得更加宽广了,这就更需要战略的顶层设计、产业的组织能力、社会资源的聚集能力。一旦进入万物互联的时代,就涉及到与谁连(合作对象)、怎么连(标准),还涉及到连接的基础设施(硬件和软件)、数据交互和共享平台(运营者),以及法律和道德等问题。这样,汽车社会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。环保、节能、安全和交通效率,都会有大幅度的改善。这是一场革命,也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。

  《21世纪》:这个过程速度会不会很快?

  赵福全: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但绝对不是我们只要等待,那个时代就会自然到来。在这个过程中,车会比原来更聪明,可以更节能、更环保、更安全,而且更能够满足消费者在出行过程中的各种需求。

  到那时汽车已经不是一个产业了,它是整个社会综合交通体系的枢纽,是智能交通和智慧城市的核心组成部分。汽车和外界的交互,既是车内的人和外界的交互,也是车本身和外界的交互。

  在物联网时代,汽车将是最高境界。汽车的上万个零部件通过互联的智能工厂打造并集成为有机的整体,这些零部件无论质量监控、维修、更换以及报废等各个环节,都高度智能化,从而保证消费者获得更安全、节能、环保、快速和便捷、舒适的出行。而这些事情尤其需要国家科学的顶层设计,产业搭建起协作的平台,跨产业之间开展有效的合作。

  《21世纪》:所以您刚才说到,车联网是物联网最高境界,您觉得智能网联方面,我们现在是不是足够先进?

  赵福全:现在不少人都在跟风,但未必真正认识到了智能网联的机会之大是超乎想象的。通过智能网联,汽车将被赋予生命,拥有智慧,所以它不是简单地按照人的要求去做,甚至会超越人的思路来服务车主。因此,我们现在造车,既要传承优质的造车工艺,更要有全新的思维和理念。既要有传统领域的伙伴参与,更要有全新的合作方介入。

  《21世纪》:像宝马、奔驰这样的企业,他们在国外搭建的智能网联系统,到中国是否还要面临本土化的问题?

  赵福全:这是核心问题,智能网联一定是根据中国的法律、法规,根据中国交通的实际情况,包括本土的文化来搭建的。智能网联是个生态,相关的每一种技术都重要,缺一不可,但又都没有那么重要,贵在集成。

  智能网联背后支撑的是大数据。数据是信息的载体,信息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,没有哪个国家会把信息安全放开。随着社会网联化智能化程度不断加深,这些信息和数据安全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重要,在这方面我相信国家和产业最终一定会严控对待。

  《21世纪》:中德汽车之间的合作,新能源成为非常重要合作领域,您怎么看这次合作,它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,对我们接下来的2025战略有什么帮助?

  赵福全:两个国家无论是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,对合作的认知都是很高的,而且这轮合作绝对是以汽车为主展开的。中国是汽车大国,德国是汽车强国。汽车大国需要强国先进的技术,帮助自己早日做强;汽车强国需要大国巨大的市场,以此作为自身技术的载体。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一定要始终铭记自己的目标——尽早成为汽车强国,因此合作是手段,不是目的。我们既要开放,更要做强自己,千万不要形成“合作依赖症”。